大张伟

当欧洲一体化符合英国国家利益时，英国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

因而是储蓄率高导致了负债率高，所以我国的负债率高没有问题。如果这种简单的方法能够奏效，那我们为什么不发？因为某一个时间点上，一个经济体的这些债务都是由于其内在经济的原因造成的。

因为美国是资本市场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还有就是在信贷的投放过程中到底是哪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最受益。我种玉米多了借给你，是实体经济。那么在我国谁能先拿到货币和信贷呢？从现在来看，是拥有房地产的人先拿到货币和信贷。所以这个时候，把货币投放出去是无效的。

要思考这些问题，一个反思就是金融危机之前，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相对比较单一的，就是稳定物价。那怎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要求抵押权，而最常见的抵押品就是房地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企业逐渐将高端技术与全球性品牌作为海外并购的重要目标，以往由国企主导的资源驱动型海外并购逐渐向市场驱动型和核心技术驱动型转变。

一方面，相对宽松的政策、充裕的现金准备以及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中资企业向国外先进企业学习技术和经验的热情。香港市场上的融资渠道充分多元化，如果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则更可以便捷地利用上市平台来支持并购活动。近年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国际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与企业国际化提出的金融服务需求相比，中资银行在本土化经营能力、金融产品线、全球竞争力方面仍具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危机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使得中资企业在全球合作中逐渐占据主动地位。

未来一段时间内，中资企业都将处于半全球化和完全全球化共存的过渡期。一般来说，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进程会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引进外资，办理外币的存贷款业务以及国际结算业务。

境外分支机构仍然以存贷款业务、国际贸易结算、国际清算等业务为主要经营业务，较少涉及投资银行业务以及创新型业务。根据9月下旬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占到全球流量份额的9.9%，仅次于美国（2999.6亿美元），首次位列世界第二，并超过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356亿美元）。但中国银行业目前国际化的程度不高，境外机构数量较少，并购融资业务与国际一流尚存在差距，难以满足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融资需求。从目前来看，中国金融业需要跟随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从多个层面支持中资企业的国际化。

首先，在不断满足中资企业客户的国际化需求的同时，逐步将服务对象拓展至大型跨国公司和境外优质客户。以下几个原因造成了近年来海外并购的持续火热。2014年，中国企业共对6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并购投资，投资规模高达554.2亿美元，并购交易总数为460笔。金融业的国际化将与企业的国际化相互推动 从欧美地区对外投资大国的海外投资发展史可以看出，各国的金融政策在促进对外投资方面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最后一个阶段是跨国银行阶段，其显著标志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分支机构、庞大的客户群以及广泛的营销网络。另一方面，还可以充分利用其遍布世界各地分支机构的网络信息优势，为国际化企业提供信誉咨询、投资风险与收益分析、市场行情等多方面的金融服务，降低企业信息成本，解决企业信息不灵的问题。

从全球化谋略、全球化智慧和全球化执行三个方面对企业的全球化能力做评估之后，罗兰贝格认为，在2003年之后，中国企业开始进入半全球化阶段，通过扩大海外代理出口和并购资源等多种方式来满足企业对于资源和市场的需求。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可以利用客户资源拓展国际业务，同时通过全球化的资产配置规避系统性风险，从整体上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

根据蒋海曦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的国际比较》一文中的测算，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水平大幅落后于外国商业银行，但国际化水平总体呈现出逐步走高的趋势，且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在逐渐加快。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也造成中资企业对外投资的汇率风险增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对外投资环境的改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资企业的国际化步伐正在逐渐加快，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整合协调。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将会面临包括法律和政治方面、税务、金融及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风险，而香港正是中资企业管理这些风险的风险管理中心。全球化的商业银行一方面能够增强银行金融机构对走出去企业的信贷支持，扩大走出去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参考罗兰贝格对于全球化企业的定义和分类，中国企业在经历局限本土和简单出口阶段后，目前仍处于半全球化和完全全球化共存的过渡期。

首先，中国商业银行目前的海外业务占比较低，且海外业务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于港澳等亚太地区。但从中期来看，中资企业可以通过成功的海外并购整合等手段，在提高研发效率、降低产品研发成本、通过全球化布局优化供应链成本等方面，完成弯道超车，尽快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未来，中资企业在海外并购时，应该考虑采取更为丰富的价值创造模式，重新找到中资企业相对于外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次，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利用长期以来积累的资金实力、国内客户关系及品牌影响力等资源，发挥境内外业务联动优势，加强境内外信息沟通和资源整合，进一步增强海外业务的竞争实力。

一直以来，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优势和自由化、国际化的投资环境成为中国内地与国外联系的纽带与桥梁。以对外投资中的并购活动为例，在参与交易金额较大的并购项目时，许多中资企业资金实力有限，必须通过多渠道融资来完成并购工作。

具体来说，短期内中资企业拓展国际化的主要价值在于充分体现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降低单位成本。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应制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海外战略，稳妥实施并积极推进。半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为以获取资源和市场为目的，而以获取全球化综合竞争力为目标则标志着进入完全全球化时期。另外，国有银行积极推进其业务的国际化，可以更便捷地学习外资银行的先进技术手段和先进管理经验，从而提高综合竞争力

金融高杠杆和资产泡沫能否平稳化解也会是影响汇率走势的一个关键变量。在稳定汇率预期的过程中，资本外流收窄、汇率水平灵活调整、波动性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二，注意调节在岸和离岸之间的汇差。这表明，基于国际收支、价格水平等不同的切入点，汇率存在多重均衡水平的可能。

因此，人民币汇率政策目标更应体现为与新兴市场货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而在适当范围内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灵活弹性，从而为逐步摆脱原来在汇率波动幅度较小环境下形成的作为准美元的汇率同步节奏，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独立影响力。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为灵活，双边波动呈常态化。

2016年以来，上述国家的汇率均呈现明显波动，美元指数最高接近100，最低值不到92。目前内地经济形势面临结构转型的压力，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未来会面临内部经济增长目标（或者说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人民币汇率稳定目标之间的政策优先次序的权衡，正如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拉美国家和亚洲国家的货币当局所面临的选择。随着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变得更为重要，中国内地央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效果将受到削弱，内地经济增长问题则在一定程度上上升为全球经济发展问题。同时，这也客观上提出了如何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丰富央行在离岸市场的调控工具等课题，央行要避免在离岸市场进行调控时引起巨大波动。

此外，中国内地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也面临着内外部政策优先次序的权衡和选择。之后，央行不断强化与市场的沟通，在汇率引导上也更加市场化，干预频次在减少，但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积极干预，有助于预期的稳定。

作为内需市场较大的经济体，货币政策应优先保证独立决策的空间，人民币汇率则相对灵活，对多数新兴市场货币保持稳中趋强，对美元的汇率可在更大区间内保持波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原因及其未来走势 2016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较为剧烈，这背后有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在实践中，人民币资本项目还在稳步开放进程中，仅仅基于经常项目的汇率均衡显然适用性下降。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差，减少离岸和在岸市场之间的套利机会，也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